篇一:《为什么央企(国企)去行政化这么难？》
为什么央企（国企）去行政化这么难？
最近证券报对我一个采访，问到铁路改革等问题。我认为，这次铁道部改革，组建铁路总公司是一个进步。然而，文件却明文规定铁路总公司享受正部级，则依然没有摆脱行政级别的传统。相反，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强化了国企的行政化。从目前情况看，除了铁路总公司，我国还没有哪家国企享受正部级的待遇，巨型国企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只能算副部级。所以说，铁路总公司享受正部级待遇是强化了国企的行政化。
由于国企不能有效地去行政化，带来很多问题：（1）过渡垄断。垄断必然限制竞争，也容易滋生腐败。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反垄断立法，消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而我国国企的反垄断任重而道远。（2）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于国企“去行政化”滞后，治理结构改革依然面临双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是“董事会”由“行政化”的投资人派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使管理层或许能够尝试“职业经理人”的改革方向，但由于决策层、决策机制不可能摆脱“行政化”，无论怎么建立治理结构，也很难造成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的国企。（3）经营管理效率不高。不可否认，众多国企的内部管理体系、内部管控水平，高于大多数民营企业，但这是以牺牲或者忽视管理成本为代价的，国企内部的管理部门、执行部门，不是按照效率优先的要求配置，仍然存在大企业、小社会的问题，存
在非经营性部门与经营性部门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这种经营管理效率，完全让它去市场化竞争，它是处于劣势的。
为什么央企（国企）去行政化讲了多年，但是至今收效甚微？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官本位依然很严重。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有官就有权，官大于一切；二是市场化改革仍然严重滞后。如果这两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去行政化就很难推行。
那么，国企怎样才能去行政化？笔者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逐步减少央企（国企）单位，今后央企保留30家大型企业即可，央企多不仅难以有效推行去行政化，而且不一定控制力强、效率高。二是可以借助新加坡的经验，央企归国家（新加坡是归财政部）所有，但是经营管理者都是通过市场机制选择，而不是政府任命，不具有行政或官员身份。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国企的去行政化，而且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率。
篇二:《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的精髓是规范行政权力
2010年06月08日 08:35:50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行政化不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行政权力往往还代表真切的利益和话语权。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
6月6日颁布的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规划纲要》,再次提到备受关注的“去行政化”问题: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据新华社6月6日电)在近两万字的纲要中,媒体显然对这一条情有独钟,很多报纸和网站都把它单独拎出来,置于头条位置。
“去行政化”,在今年两会期间和教改规划纲要公布时,曾激起激烈的讨论。多数意见都认为,过度行政化已经成为诸多教育问题的总病根,必须尽快革除。不少大学校长也直言,并不在意学校和本人的行政级别；但也有一些高校中人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在泛行政化的社会环境下,高校无法单独去行政化,否则将面临无法与社会接轨的尴尬。
此次,《人才规划纲要》从建立科学的人才管理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出发,重申去行政化。可见,过度行政化现象不仅在大学存在,而且在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也广泛存在,已经影响了我国的人才战略。纲要中明确,事业单位都要摘除“官帽”,表明中央在这一问题上已有了共识,并开始向过度行政化宣战。
不过,去行政化的方向虽然正确,但“无法接轨”的担忧也非常现实。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或许容易,但去行政化却非一日之功。
首先,长期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思想基础依然深厚,很多人还喜欢以“官位”和“级别”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哪怕离行政权力很远的部门,也热衷往官本位上靠。以至于最不应该行政化的学术和科研单位,也爱上了官位。很多专业技术人员也喜欢在名片上印上“相当于正处级”,还有人推导出院士相当于什么级别、主任医师相当于什么级别,真不知道是对学术的抬举还是矮化。其他诸如奥运冠军“集体当官”等信息,也在不断强化这种社会思维。
最关键的,行政化不仅是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行政权力往往还代表真切的利益和特权。在高校、医院或科研单位,行政权力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可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社会自然要按照行政的逻辑来运转。
其实,行政权力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贬义词”,大学等单位一刻也离不开行政管理。之所以要去行政化,是因为行政权力超出了一定边界,在所有领域都成了支配力量,这样的趋势很可怕。权力如果越界,不受制约,缺乏规范,就会放弃自身的服务职能,明火执仗谋取私利,甚至会成为伤人的猛兽。
《人才规划纲要》指出,改进人才管理方式的主要任务,是规范行政行为。因此,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大家肩膀一般齐,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同时,在学术领域,还要建立一套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评价体系,让学术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出高低,以其对人类的贡献赢得尊重。这样,学术才能摆脱行政权力的束缚“去行政化”,才能获得有力支撑。丁永勋(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
篇三:《事业单位去行政化不能滑向企业化》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不能滑向企业化
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一改革方向早已是民心所愿，一旦落地将发挥出巨大的改革效应。
因为历史原因，有的事业单位迄今行使着政府行政职能，在利益考量下将政府的公共服务性异化成了寻租服务，既牵扯到公共服务水平的普遍提升，还成为一些政府部门追求并实现部门和小集体利益的平台；有的事业单位行政化气息浓郁，与社会需求、行业规律脱节，导致价值取向扭曲，抑制了社会发展应有的创新氛围。
公办事业单位，特别是学校、科研院所、公立医院，本就是公共服务和创新的策源地。 长期以来，因为经济利益和行政化的交错，搭建起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导致教改、医改和科研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就公众的日常经验而言，教师无育才之想，科研思当官之路，医院谋发财之道，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成为局部社会矛盾的爆发点。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与没有抓住去行政化这个要害有关。实际上，公办事业领域的高度行政化，本就是计划经济思维的遗留物，要打破由此形成的运行机制和思维惯性，推动改革进程，就必须从去行政化入手。去行政化，解决了改不动的问题，并打开了下一步改革的广阔前景。
前景在于，一方面，打破行政化的篱笆将对行业内人员起到导向纠偏的作用，让教育回到教育家办校的正轨上，让医院的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强调，让科研体系专注于研发。另一方面，公办事业单位成为与其他社会组织平等的社会主体后，有利于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比如，公办教育与私立教育的平等待遇，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办学——这恰是中国的长期传统；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不得不展开的竞争，有助于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普遍提高；科研体系与产学体系的挂钩周期也可以大大缩短，并激发出更多的创新创业精神。
当然，实现这种公办事业水平普遍提高，社会活力普遍增强的前景，不是一个取消行政级别就可以做到的。需要看到，不少事业单位缺乏进入社会搏击的勇气，仍贪恋挂靠行政化体系的遮阳伞，因此缺乏主动改革的动力，而一些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样贪恋事业单位提供的诸多便利。取消行政级别，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必须切割本应进入社会的那些事业单位与行政体系千丝万缕的联系，让社会而非政府部门定其生死。形成了这样的倒逼机制，事业单位才能真正发育为成熟的、可信赖的社会组织，为公办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还需厘清不同事业单位的属性，确立其发育方向。过去，简单的一句“事业单位企业化”，造成了不少迷思。需要强调，公办事业单位不能向企业化方向发展。
去行政化，首先凸现的是公共性，而非企业化。就当下而言，政府部门与可以脱钩的事业单位脱钩，建立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结构，是观察事业单位能否真正打破“混搭”乱局的关键所在。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文章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
篇四:《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后，高校应走向“法人化”
■ 社论
打破行政化，即“政校分开”与“管办分离”，是新教改方案（征求意见稿）所确
立的学校改革新原则。有破还要有立。据悉，教育部门有关研究者表示，取消教育机
构的行政级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取代行政化的新学校体制究竟是什么，尚有待于
深入的研究。新教改方案的具体措辞是：“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
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
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
就高等教育，新教改方案提出：“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
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
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形同教育产业的终端，其行为和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其他层级教育服务机构的运行。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着众多扭曲，而扭曲的龙头在于{企业去行政化是什么意思}.
高等教育。因此，新教改的“突破口”在于高等教育改革，而高教改革的重点在于高
等院校“法人化”。具体路径如下：
一，管办分离。公立高校不再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其行政级别自然取消，
众多大学争当“副部级大学”可以休矣。
二，教育家管理大学。大学所有的管理者，尤其是校长等主要管理者，都应从干部
转型为教育家或职业管理者。
三，政府担任监管者和出资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所有的高校，首要的角色是监
管者，对违规的事件进行惩罚；其次，还可以出资者的身份扮演教育公平推进者的角
色，例如设立各种类型的助学金、代表公众资助市场回报率不高但社会必需的专业（例
如天文、数学、理论物理、地质、农业、林业、语言、历史甚至国学等）、促进公立
高等教育在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
四，走向法人化。所有高校成为独立法人，建立以“校董会 校长负责制”为核心
的新型法人治理结构。高校的校董会由利益相关者组成，包括出资人、教师、学生、
党和社会公众代表。公立学校的校董会自然会有政府董事（或理事），其党委书记们
依然按照既有的制度产生并进入校董会。校董会承担学校的战略管理、制度建设和管
理层的任命。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层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营。
作为独立的法人，高等院校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高校们究竟是要超越哈佛，还
是关注社区，那是其自主选择。各高校可以自主设立学科、专业、分院等，自行设定
学费，自主筹资、投资。当然，各高校可以自主招生。
政府可以考虑对公立高校的师生比、助学金最低发放比例、最高录取率、最高学费
标准、筹资投资行为等设定标准并实施监管，但也可以仅仅强制信息披露。最为重要
的是，作为享受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高校有义务依照有关条例向全社会进行信息
披露，而教育行政部门有责任制定并执行适用于教育组织的信息披露法规。对于公立
高等院校，政府可以通过专项经费拨款换取其符合政府期望的办学行为，当然专项经
费拨款的公共预算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因此，如果新教改方案在最终定稿中，能明确高等院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制
度框架，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参与等都纳入法人治理机构之中，中国的高教
改革将有望走上良性竞争、健康发展的轨道。
大学去行政化
指使大学行政与学术分离，行政不能干预学术发展，给学术自由的
环境。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
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目的，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并且应有某种
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同时，大学还必须有所作为，除了能够培养优秀人才，
还应该面向未来，服务社会。
教授就是大学。教授是大学精神和文化的体现者和传承者，是衡量大
学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的尺度，也是对学生人品、学品有着根本性影响的
群体。没有了教授，大学也就不成为学术共同体了，教授绝对不仅仅是大
学的雇员。
行政化
所谓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滥用，即
把高校作为完全的行政机关来管理，而忽视了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特殊性，
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涉，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界不
清。“行政化”的表现可以分内、外两个层面： 首先，就高校外部关系
而言，“行政化”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管理，管办不
分。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职能界定不清，政府大包大揽、高度集中，高{企业去行政化是什么意思}.
校作为办学主体的地位不彰，办学自主权得不到保证，一切围绕政府部门
的规划指令行事;管理作风官僚，政府部门森严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的工
作作风与高校本应具有的学术优先、平等和谐的校园文化大相径庭;资源分{企业去行政化是什么意思}.
配不公，大量资源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一方面高校为争取有限的资源，
必然围绕政府官员的行政指令办学，而无视行政指令的科学性，同时留下
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政绩需要、知识水平及认知
结构潜在影响着资源的分配方向，从而影响着高校的发展。
其次，从高校内部管理来看，“行政化”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对学术
权力的控制和干预。具体表现有三点：一是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界定不清，
权力分工不明，行政权力常常插手学术事务，弱化乃至替代学术权力，而
学术权力也不断试图影响非学术事务;二是行政权力被滥用，学术权力作用
不突出，行政权力不仅决定着高校日常非学术事务的走向，也通过资源分
配、干部任命等方式操控着学术事务的走向;三是制度不健全，教代会、校
务委员会等制度往往是虚晃一枪，权力本身的运作没有制约，也就越发造
成权力的膨胀，导致“学而优则仕”左右着学者的发展思路，学术失去了
应有的超脱和独立。
高校行政级别的成因及其与“行政化”的关系
在高校“行政化”饱受批判的同时，高校行政级别一时间也成了千夫
所指。对高校行政级别的指责主要集中在：高校本身被人为划分为副部级、
厅级、副厅级，同时高校内部管理干部也有明确级别，从科员到副部级不
等，这种官僚化的等级制束缚了高校的发展。要了解行政级别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制约着高校的发展，就必须分析行政级别的成因及其与“行政化”
的关系。 高校行政级别的成因有二：一是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和
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政府的级别被扩展到社
会企事业单位，高校自然囊括其中;二是科层制管理模式的现实需要，韦伯
提倡的科层制以崇尚理性与效率、强调分工与专业化、重权威等级、追求
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为特征，在社会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后，成为通行的
现代管理模式。
因此，对于高校行政级别需要予以理性的分析。对于行政人员进行一
定的权力分工、分层，保证政令畅通，是追求高效率、高效益管理所需要
的措施。在此意义上，我国高校效率低下，不是科层制本身的问题，恰恰
是科层制发育不健康、不充分的问题。西方高校的治理结构中，也存在从
职员到校长的职级差异和职权分工。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如果把厅级、处
级、科级、科员替换成西方高校的校长、总监、主任、职员其实并无实质
差别。在外部关系上，高校与政府的交流、高校之间的交流，更多的还是
依赖高校的实力、校长个人声望，以及学校领导与政府部门负责人间的相
互关系，而不是看高校领导的级别。众所周知，高校领导干部的级别，就
其实际掌握的权力和社会影响而言，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虚高”。
由此可见，行政级别本身并不导致“行政化”，与“行政化”之间也
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行政级别充其量是“行政化”诸多流弊中最外显、
最细小的一环，只是疥癣之疾而已。选择取消行政级别作为“去行政化”